【新闻】基层农资经销商被误解的弱者小冠花属

基层农资经销商 被误解的弱者

全国消息:2010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日前出炉。这份由中消协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质量问题”和“虚假品质标示”占所有投诉原因的近六成。这样的一组数字，自然又一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产品质量仍旧是打假维权工作的永恒主题。而与此同时，涉及农业生产资料的投诉受理件数为 7014件，去年同期为8082件，同比下降13.2%，在所有投诉问题类型中，投诉率居最后一位。然而，农资领域受理投诉量的同比下降，是否真的可以理解为农资商品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环境的日趋好转呢？

数据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可是数据有时也难免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至少在农资质量投诉问题上，我们的直觉和感受与貌似客观公正、冷冰冰的数据之间有着某种不一致性。

目前中国大约有5000家正规化肥、农药生产企业；而在流通领域，由于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市场的放开，从事农资营销的各类经销商至少有150万人。按照专家的说法，如果再加上这个农资大市场中的真正主体——数以亿计的农民，以及躲在阴暗处无法计数的流动商贩、制假售假窝点等，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庞大的领地视作某一类“江湖”。而就在这个“江湖”里，假冒伪劣案件时见报端，打假维权呼声犹在耳边，甚至有很多人因为经受不住这个“江湖”的山高水恶，而决意选择退出。

形势果真正在起变化吗？本报记者经过对全国部分经销商的调查后认为，在喜人的数据背后，一个巨大的群体正可怕地沉默着，是他们促成了这些让人倍受鼓舞的数据，并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假劣农资泛滥的真相。他们的沉默也正积蓄着一股破坏的力量，让农资市场的畸变程度继续加深。他们就是那些分布在中国广袤乡镇、农村的100多万基层经销商，他们在假劣农资遭遇战中的喜怒哀乐值得我们深深关注，因为他们同样是净化农资市场、服务三农建设的重要一环。

在中国的农资流通体系中，基层经销商作为销售网络的终端，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和使用农资的农民，他们为农村和农业生产提供最直接的“营养”，同时，他们也首当其冲地成了农资质量反馈的第一站，处在农资打假的风口浪尖。

仔细观察历次农资质量引起的纠纷，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造假者可能因种种原因被疏忽、被放纵，甚至会逍遥法外，而作为出售农资给农户的基层经销商总是会不可或缺地站在被告席上，第一时间接受来自社会各方的谴责和索赔，而不会有人去追问，其是故意售假还是属于同样的受害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层经销商也是弱者。

这并非在为基层经销商辩护。因为在他们中间，虽然也有害群之马、见利忘义之徒，但大多数人都深深扎根于农村，他们是商人，但他们与当地的农户更应是朋友。

安徽省枞阳县金社乡的经销商黄经理从1993年开始从事农资经营，是个有着近20年丰富阅历的老农资。多年来，他就始终认为，基层经销商面对的大多是熟悉的客户和乡亲，质量和信誉才是立足的根本，没有了这两点，生意不可能延续持久。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基层经销商都持与老黄相同的观点，并主动自觉担负起维护当地农资质量的责任。安徽省临泉县的经销商李经理说：“我绝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厂家，我所经营的农资产品基本都是我熟悉的品牌。”

然而，对农资经销商的偏见，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骂名之下，谁也无法逃脱干系，包括其中绝大多数意欲通过合法经营实现正当利润并回馈农民的基层经销商。曾有一名农资经销商给本报来信。谈及他的烦恼，情真意切，无奈之情充溢字里行间：“我是一名最基层的农资经销商，经常看到身边的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资时上当受骗……有时看到他们推着买来的假农资时，很想走上前告诉他们，并和他们说些什么。可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却认为我只不过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为的是想赚他们的钱罢了。”另一位经销商则牢骚满腹：“农业丰收了，粮食产量高了，似乎都是政府的事，难道跟咱经销商提供的优质农资没啥关系吗？咱经销商就不是在为三农事业做服务吗？”

被误解、被罚款、被打击，甚至被变相地豪夺，这些对基层经销商而言，也许已经固化成一种生活方式。在记者问到目前他们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时，一直语速平缓的黄经理甚至有些激动得口吃：“乱收费！是工商执法部门乱收费！”据他透露，每年当地的经销商都得向政府有关部门上交2000元左右各种名目的费用，谁也说不清这些费用合不合法、该不该交。他不无失落地说：“从2000年以后，执法部门的干部素质就大不如从前了。执法干部每次来我门店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钱。给钱消灾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这些活动在灰色地带上的经销商，他们所处的行业生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思维、如何行事。相应地，在面对充满风险和陷阱的农资市场，一旦遭遇危机，他们的处世之道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独特的、具有其自身特色的印记。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人情社会，充斥在其中的是一张无处不在的人情网；也有人说：关系就是生产力。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过去，在农资流通的整个链条上，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的基层经销商，他们一旦被卷进农资经营方面的纠纷，可能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公开的渠道比如行政、司法、投诉等常规手段，而是转而寻求更隐蔽的通道来解决，而这个渠道的通行证就是所谓的关系。

在谈到生产企业和农资经销商的关系时，安徽临泉的经销商李经理直言相告：“厂家和经销商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对等的，发生产品质量纠纷后，基层经销商是斗不过厂家的，还有时间、精力和成本也决定了我们耗不起。”不过，他也认为，“就产品质量来说，大厂家是有保证的，不会对经销商刻意隐瞒什么，小厂家就不太好说了。所以，我进货都是从熟悉的大牌子厂家进货。”这就是他多年惨淡经营换来的生存法则。显然，这一套经验之谈是游离在规则之外的，双方的信任合作维系在因为熟悉而建立的关系之上。

重关系的结果就是轻视合约等本该正常履行的交易程序。据这位经销商透露，现在当地除了代理商和批发商会签订正规的合同外，其他乡镇级经销商和村级零售门店的老板，因为和上线都是多年合作的关系，一般都没有拿货签合同一说，有时候甚至连个收据都不用。建立在熟人社会上的市场交易，风平浪静时也许大家相安无事，但一旦危机爆发，关系的链条就会断裂，而此时合同的缺失就会给基层经销商的维权造成很大的被动。

正是由于缺乏规范的合约意识，大多数基层经销商在面对纠纷时，一旦遭遇一个拒不认账的上家，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四川广汉的一位农资经销商在给湖北一家肥企代理硫基复合肥时，被查出该批肥料系氯基复合肥，涉嫌假冒被重罚。几经交涉厂家也不予足额补偿。这位经销商最后愤怒至极，电告本报说：“钱可以不要了，但请你们一定要把这样的无良厂家给曝曝光。”自始至终，他也没有试图寻求法律援助，即便这次重罚让他付出几万元的金钱损失，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合同条款不够明晰。

作为基层经销商，在遇到纠纷时，除了与厂家和相关方的协商之外，还有两条本应通畅的救济渠道：行政干预和法律诉讼。记者专门就这个问题征集了很多经销商的意见，大家的态度也是出奇地一致：此道难行。在问到为何大家对此感到疑虑重重时，众多经销商表示，诉讼成本太高，周期太长，一点小事也能花上大半年时间，证据也难搜集，费尽心力，到头来还不一定能打赢官司。而对于求助政府来说，可能更让他们放心不下。据记者了解，目前基层农资经销商与当地工商、质检部门的矛盾在一些地方相当突出。彼此不信任，一些工商执法部门为虎作伥的行为，已严重败坏了权力机关的形象。与此相应，这扇救济的大门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经销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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